山西之窗

文化山西:回到隋唐看山西经济

11月20日 09:58  山西之窗——综合

(山西之窗——综合)山西,自古以来就处于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交汇处,以丰富的盐、铁、煤资源著称于世,在“以农为本”的古代封建社会,山西能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为全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原因就在于山西人充分挖掘和利用了山西的资源禀赋。

隋唐山西人口有多少?

隋唐时期的山西是全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 据研究,在隋炀帝大业五年(609)时,河东诸郡总计有户数867290。根据全国户均人口推算,当时河东诸郡约有人口近450万。这是隋朝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成果。

粮食基地——汾河谷地

隋唐时期山西农牧业有较大的发展。晋南的所谓汾晋地区,粮食生产最为发达。 贞观二十三年(649),龙门县令孙恕修筑十石垆渠, “溉田良沃,亩收十石”(《新唐书·地理志》),这是一个相当高的亩产纪录。隋唐时期经常“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隋书·食货志》),说明当时汾河中下游的晋州、蒲州地区,是京师长安所依靠的精食供应基地。

名满天下的并州快剪刀

隋唐时期,山西丰富的铁矿资源使得到了进一步开发。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已经开采铁矿或冶铁的县有15 个之多。山西冶铁点的数目占全国总数的 32%,比西汉时期山西的冶铁点多出 1.5倍。不仅冶铁的产量大,而且冶炼铸造工艺也有很大的提高。唐开元十二年(724)在蒲州蒲津关架设的蒲津桥,两岸各有4个铁牛,并各有一人牵引。并州铁的质量非常好,用并州铁造的剪刀,当时名满天下。 杜甫在《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中写到,“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

天下铜钱近一半出自山西

山西在唐代被称为“河东道”,当时河东道的铜矿被大量开发,天下铜钱近一半出自山西。宋代欧阳修曾专门到河东考察唐代铜冶遗迹,发现了几处未见唐人记载的铜冶遗址。此外,当时属于河南道陕州的平陆县,也有铜穴 48 个。可见当时山西铜的产量有多大。太原的铜镜等铜制器皿和铸铜手工艺品制作精良,不仅是贡品,而且在西域和边境诸国中很受欢迎,不少被视为可供收藏的艺术品。 据统计,唐天宝年间天下共有官铸钱炉 99 炉,河东道的绛、蔚二州就有 40 炉。 天下铜钱近一半出自山西。除铁、铜外,当时山西还出产锡、银及非金属矿石炭、矾、硝石、石膏等。

新型燃料——煤炭已被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山西的煤炭开采历史悠久。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即有大同附近煤炭燃烧情景的记述。隋代晋阳人王劭也讲: “温酒和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火,气味各不同。”(《隋书·王劭传》)唐文宗开成五年(840),日本僧人圆仁法师赴长安途中,曾经目睹太原西山“遍山有石炭,远近诸州人尽来取烧”(《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情景。

唐王朝的重要财源——河东池盐

唐代河东两池盐,又称蒲州盐池、河中盐池,习惯指安邑的大盐池和解县的女盐池。 两池的面积很大。 环池一周,百里有余。 唐代两池盐的产量很大。《新唐书·食货志》有所谓“岁得盐万斛,以供京师”的记载。安史之乱以后,河东盐池每年税收达 150 万缗(唐代货币单位,指铜钱串,每串一千文),占当时全国盐利的 20%,财政总收入的 12.5%,成为国家财政的支柱之一。

走出国门的的山西丝织技术

唐代山西的蒲州、绛州二州所产的丝织品,在当时是上等的。 蒲州的丝织品在天宝年间(742—755)还输往吐鲁番地区,在吐鲁番出土的交河郡物价文书中,留下了这方面的记载。泽、潞二州也是盛产丝织品的地区。《隋书·地理志》就讲长平(潞州)、上党(泽州)二郡“人多重农桑”。此外,山西的丝织技术还传到了国外。据杜环的《经行记》记载,杜环随高仙芝西征,在怛逻斯战役中战败,被俘至大食居留了 10 年,后被释放,从海路归国。他在大食国的都城亚惧罗(在今伊拉克境内)看到当地“绫绢机杼”如同华夏。 这种丝织技术是从中国输入的。 杜环在当地就见到“织络者河东人乐 、吕礼”,这说明山西的丝织技术输出到了中亚。

边境贸易的繁荣

隋唐时代,山西地处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交汇处,优越的地理位置推动了边境贸易的发展。隋大业时,裴矩亲自遣人告突厥大臣史蜀胡悉曰: “今在马邑,俗共蕃力多作交关。”胡悉立即“率其部落,尽驱六畜,星驰争进,冀先互市”(《隋书·裴矩传》)。政府还出于军事目的高价市马。山西闻喜人裴伷先,在边境贸易中“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

此外,唐代山西的陶瓷业、造纸业也十分发达。涌现出了许多专门烧造瓷器的瓷窑,如平定柏井村的瓷窑受河北邢窑、定窑的影响,生产玉璧形底白釉碗;长治壶关、朔州吴家窑、浑源瓷窑都发现过陶瓷与琉璃残片。唐代蒲州生产的一种“百日油细薄白纸”,也是列入贡品的,说明唐代山西造纸业也有一定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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