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之窗

重拾晋商开放精神,助力山西转型发展

07月03日 15:30  山西之窗——综合

(山西之窗——综合) 谈到“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场五百年”的晋商,山西人总会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商帮——明清晋商,这个群体已然成为山西人心中的一座丰碑。相比之下,如今的山西却陷入了“因煤而兴,因煤而衰”的产业困境中,这种巨大的的反差让山西人百思不得其解,很多人将之归结于山西人丢失了晋商之魂——晋商精神。而对晋商的宣传研究往往侧重于诚信精神和群体精神,过去这一直被认为是晋商精神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反而忽视晋商的开放精神。

(“走西口”路线图)

地理上的开放:明清时期的山西处于开放的最前沿

学过地理和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常识,中国的地理位置相对封闭,数千年来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原王朝的主要威胁。而明清时期“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使中国孤立于全世界。偏偏表里山河的山西处于北方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交汇处,加之当时的山西地窄人稠,土地贫瘠,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山西人发现辛辛苦苦忙一年仍然解决不了温饱问题,“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在山西很难维持下去。所谓“穷则思变”,占据地理位置优势的山西人开始将眼光投向了北方的蒙古地区,“走西口”现象开始在明朝中期后出现,后来清朝统一全国后,走西口的人更甚明朝。

当其他省份还处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中时,占据地理位置优势的山西人最先走了出去,山西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开放的省份。这种开放直接推动了汉蒙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催生了一大批优秀晋商。

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俗称东口和西口。在东口,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在靠近西口的归化城(呼和浩特),清代山西人开办的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大盛魁,极盛时,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蒙古的王公贵族及牧民大多都是它的债务人。

思想上的开放:打破了传统“重农抑商”思想对商业发展的束缚

我国古代一直有“以农为本”、“贵农抑商”的思想,唯独在山西由于人地矛盾尖锐,随着“走西口”中部分晋商的成功,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使“商人”这个职业逐渐摆脱了受歧视的社会地位,出现了“学而优则商”的现象。在清代,山西没有出过一个状元,连进士也远远低于其他省份。这并不是因为山西没人才,而是人才都经商去了,不走科举入仕之路。同时,“重商轻文”的社会风气又进一步使人们冲破传统观念去开辟广阔的市场,从而使山西经商之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直到如今,山西还流传有“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等俗语。

“重商轻文”、“学而优则商”的社会风气使山西在全国独树一帜,打破了传统“重农抑商”思想对商业的思想束缚,为“以义制利”、身股制等晋商经营理念和经营管理制度的创新与运用奠定了思想基础。

商业模式的开放:由单打独斗转向群体发展,由封闭式管理转向开放式管理

明清之前的山西商人大都属于个体商人,直到明清时期逐渐由单打独斗转向了群体发展,形成了“商帮”。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晋商会馆,成为当时晋商们相互交流与沟通的平台。这种商帮文化,既实现了资源的内部开放,又对外形成了一个整体,有效降低了商业风险。同时, 联号制、人身顶股制、经理负责制等先进管理制度的创新,打破了过去自东自掌,不用外人的封闭式管理方式。晋商通过“东家出资,伙友出力”,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专用“外人”经营,以“外人”之智,“外人”之力,甚至是“外人”之命来为自己挣银子。此外,东家还通过让利,将东家、掌柜和店员的利益牢牢捆绑在了一起,这种有效的激励机制使优秀的人才层出不穷。开放式的商业模式,将晋商这个群体牢牢的团结起来,为横跨欧亚的贸易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制度支持。

经营范围的开放:经营行业多,足迹“遍天下”

晋商经营的一个特点是:以小胜大,从小商小贩做起,精打细算,资本逐步积累,扩大营业、稳定发展,多种经营。其经营行业很广泛,有“上自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之说。其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时至今日,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有人说:凡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晋商的足迹。当然,这种说法有夸大的成份,但也可见其足迹之广。

此外,晋商还积极开展国际贸易。早在明代已有山西商人“兴贩于海外”,入清后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恰克图对俄贸易(即万里茶道)中,主要是山西商人在经营。山西商人还走出国界“远贾安息”(今伊朗),并深入到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等地设号经营。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山西票号还开创了中国人在海外(日本、韩国、朝鲜)开办银行的先河。

七大家族书写晋商传奇

在清代,全国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据史料统计,仅仅把山西几个县域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的存银还要多,切实称得上“富可敌国”。在中国近代史上,晋商稳居全国商帮之首,称雄商界500余年。

(一)乔家:诚信为本 地理:祁县

清末乔家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字号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多万两,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总资产达千万两以上。

(二)常家:货通俄蒙 地理:榆次

常氏一门,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朝,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

(三)曹家:太谷巨富 地理:太谷

最盛时在清道光、咸丰时期,曹家的商号遍及半个中国,国外发展到莫斯科。经营项目有银钱业、绸缎、布匹、呢绒、颜料、药材、皮毛、杂货、洋货、酿酒、粮店等等,雇员达37000余人,总资本达1000余万两。

(四)渠家:声名卓著 地理:祁县

祁帮商人是我国清代商界一支劲旅,而渠氏是祁帮商人中资财最大的一户,他们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据《清稗类钞》载,渠氏资产为三四百万银两。最盛时为光绪年间,1902年,渠家“百川通”每股分红达两万多两白银。

(五)亢家:两朝巨富 地理:平阳府

亢氏是清平阳府(今临汾市)大盐商,清代实行盐专卖制,由政府特许盐商凭盐引到指定地点运销。亢氏正是凭这种贩运特权,获取丰利,成为巨富。其次,亢氏是大粮商。当时在北京,资本最大,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亢家在正阳门外开设的粮店。此外,当时,亢氏在原籍平阳还拥有大量田宅和储粮,号称“宅第连云,宛如世家”,“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六)范家:“御用皇商” 地理:介休

掌握着清朝对西北游牧民族的贸易权,康熙时,承担了向日本贩运洋铜的大部分业务,获得巨大利益。

(七)侯家:票号世家 地理:介休

介休侯氏人称“侯百万”,史料记载有资产七八百万两白银。侯氏发迹于清康熙年间,十世侯万瞻,专跑苏、杭州贩卖绸缎、家业发展很快,到他的孙子侯兴域时,已成为赫赫有名的大财主了。后来侯家涉足票号业,先后开设了山西赫赫有名的“蔚字五联号”,经过道光、咸丰到同治,大约三十年间,蔚字号声势日增,分号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

晋商的衰落:由开放到保守

“夹资走四方”的晋商作为山西开放精神的集大成者,从明朝“开中制”后穿梭于全国山西盐商,到远渡重洋开展对日洋铜贸易的洋铜商;从开辟“万里茶道”沟通中欧商业贸易,到“执金融界之牛耳”的晋商票号。可以说,明清晋商正是凭借着这种开放的精神,使山西人走向了全国乃至世界。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说道:“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此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然而,晋商发展到晚清时又逐步走向衰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近代以来随着“海权时代”的来临,山西丧失了地理优势,东南沿海逐渐成为中国最开放的地区,而久居内陆的晋商逐步由开放转向了保守。墨守成规,拒绝变革,排斥新思想、新观念和新事物,适应不了时代发展自然注定会被淘汰。例如,“执金融界之牛耳”的晋商票号在面对“银行”这一新生事物时,拒绝制度变革,先后错失四次转型发展的时机,最终走向了没落。

转型发展的新时期,如何弘扬晋商开放精神?

当前山西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的新时期,以史为鉴,大力弘扬晋商开放精神,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特别是习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定力,努力实现党内政治生态持久的风清气正,着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就是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发展,以创新驱动推动经济转型发展,以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推动经济转型发展,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发展;就是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就是要重视人才的培养,鼓励万众创新,全民创业,积极吸引外来人才来晋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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