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之窗

文化山西:云冈石窟为何会诞生在大同?

11月22日 10:05  山西之窗——综合

中华佛教始传于东汉,酝酿于魏晋,勃兴于十六国,鼎盛于南北朝,成熟于隋唐,复兴于宋辽金元,衰落于明清。其中十六国、南北朝是关键。佛教西来的途径有二,西南海路与西北陆路。以丝绸之路为主线。如果说公元前后大月氏、贵霜和尚东游弘法,走的是一条回故乡之路的话,那么四世纪以后佛教在中华大地上开花结果,实得益于五胡十六国民族大迁徙的历史机缘。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城西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武州川(今十里河)北岸,北魏旧称武州山石窟寺或代京灵岩寺。石窟倚山开凿,东西绵延约一公里。现存大小窟龛254个,主要洞窟45座,造像5.1万余尊。石窟规模宏大,造像内容丰富,雕刻艺术精湛,形象生动感人,堪称中华佛教艺术的巅峰之作。从北魏文成帝开始,经献文帝、冯太后,到孝文帝迁都,皇家经营约40年,完成了所有大窟大像的开凿。同时,云冈附近的鹿野苑石窟、青磁窑石窟、鲁班窑石窟、吴官屯石窟、焦山寺石窟等,也相继完成。

云冈石窟的诞生并非偶然,它是诸多历史必然性的归结

第一,礼帝为佛的新思维,是引领北魏佛教兴盛的法宝。

道武帝建都平城,“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与此同时,任命赵郡(今河北赵县)高僧法果为道人统,管摄僧徒。“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在此之前,西域胡僧入华,奉敬其佛,无须礼拜皇帝;而东晋十六国以后,出家汉人成为主流,原本是天子的臣民,现在变为释迦门徒,因此沙门拜不拜皇帝,即是否承认和接受国家管理成为南北佛教必须回答的问题。对此,隐居庐山的慧远和尚著有《沙门不敬王者论》,代表了南方释子的立场;法果的言行,则表明了北方僧人的态度。同为佛图澄的再传弟子,他俩选择的方式截然相反,南北佛教所走的路也明显不同。法果所言,虽涉阿谀,又似诡辩,汲取的却是佛图澄依国弘法、以术干政的成功经验,遵循的竟是释道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名训。盖佛教离不开人主,人主也需要神化。法果将帝佛合一,提出皇帝就是当今如来(活佛)的新理论,巧妙地将释迦信徒转回到天子门下,迎合了最高统治者的心理需求,使宗教行为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奠定了北朝佛教鼎盛的基础。后来的北魏僧统师贤为文成帝立像“令如帝身”,昙曜在武州山为五位皇祖开窟造像,实属法果理论的再创造和付诸实施。

第二,平城佛教中心的形成,使大规模佛教建设成为可能。

从道武帝建国,到太武帝结束北方群雄割据的局面,北魏推行的掠夺与徙民政策,使平城这座昔日的边陲小县迅速跃升为北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随后对西域的征服,又将平城推向东方国际大都市的新高峰。在各国各地贵族官僚、儒道沙门、能工巧匠、金银财富汇聚平城的同时,佛教信仰也日益升温。特别是太延五年(公元439年)灭北凉,《释老志》称:“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像教弥增矣。”凉州(治姑臧,今甘肃武威)所辖河西走廊,自古是中西文化交融之地,也是西域胡僧进入中土的第一站;四世纪初,张轨任凉州刺史,河西奉佛已成民风。公元417年,东晋大将刘裕攻灭姚氏后秦,长安僧众奔逃四散,河西佛教遂为中华一枝独秀。太武帝徙凉州吏民三万户(包括参与守城被俘的3000僧人)于京城,如同河西佛教整体搬迁,平城随即成为中华佛教的新中心。

第三,太武帝灭佛,从反方向刺激了北魏佛教的迅猛发展。

凉州僧团的东迁,在促成平城佛教骤盛的同时,也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佛道之争。受嵩山道士寇谦之、司徒崔浩的影响,太武帝于真君七年(公元446年)诏令灭法。一时间,北魏民间“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然而,毁之愈烈,求之弥切。兴安元年(公元452年),文成帝拓跋濬即位甫尔,在群臣的请求下,宣令复法:“方诏遣立像,其徒惟恐再毁,谓木有时朽,土有时崩,金有时烁,至覆石以室,可永无泐。又虑像小可凿而去,径尺不已,至数尺;数尺不已,必穷其力至数十尺。累数百千,而佛乃久存不坏,使见者因像生感。”(朱彝尊《云冈石佛记》)于是乎,昙曜五佛应运而出。

第四,追仿释迦鹿苑旧事,再造东方佛教圣地。

鹿苑,全称鹿野苑,即释迦牟尼“初转法轮”的说法成道处,在今印度贝拿勒斯城郊。北魏鹿苑,在平城皇宫北,道武帝天兴二年(公元399年)起筑,“东包白登,属之西山”(《魏书·高车传》)。苑之西山,道武帝时,封山禁樵;明元帝拓跋嗣时,奉武州山为神山,筑坛祭祀;太武帝平定凉州以后,逐渐成为西来沙门采石雕佛、开窟修禅之所。于是平城鹿苑与印度鹿苑,在凉州僧众的心目中自然成双,产生共鸣。特别是“昙曜五窟”的横空出世,极大地鼓舞了年轻的献文帝拓跋弘,坚定了他追仿西天胜迹,建立东方鹿野苑的信心。因而,武州山石窟寺建设全面展开。

第五,西风东渐,共铸辉煌。北魏对西域的征服,直接迎来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东西文化交流的高潮。

作为丝绸之路东端的大都会,平城迅速成为胡商梵僧云集之地。印度石窟造像之风,经由新疆,波及河西、关陇,至平城而特盛,进而流布中华。武州山石窟的创作,最初是凉州僧匠带来了西域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然后是古印度、师子国、西域诸国的胡沙门带着佛经、佛像和画本,随商队、使团而至,再后是昙曜建议征集全国各地的宝像于京师,最后是徐州僧匠北上主持云冈佛事。一代代、一批批高僧大德、艺匠精工,共同设计、共同制作,创造出云冈石窟一座座旷世无双的佛国天堂。

作为西来像法在中华大地绽放出的第一朵奇葩,云冈石窟一改葱岭以东石窟寺泥塑、壁画、木雕为主的艺术模式,直接比照印度的大型石窟建筑,在东方首次营造出气势磅礴的全石雕性质的佛教石窟群。同时,广泛吸收中外造像艺术精华,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成为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集大成者。云冈石窟开凿大致分为三期,即三个阶段。早期为文成帝时“昙曜五窟”的开凿,中期为献文帝、冯太后、孝文帝时皇家营造的大窟大像,晚期为迁洛后民间补刻的窟龛。云冈造像分为两类:前则西域风格,后则华夏新式。集中展现了西来像法逐步中国化、世俗化的演进过程,堪称中华佛教艺术发展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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