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之窗

三晋史话:汉高祖被围白登山

10月04日 11:10  山西之窗——综合

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了项羽,统一了全国,随即称帝,史称汉高祖,一个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帝国将逐渐强盛起来。与此同时,活跃在北方蒙古高原一带的匈奴,在经受了秦王朝的打击后,利用中原的战乱,实力得以恢复,成为这个新兴王朝的最大威胁。二者之间的大战不可避免,而第一次大型的战役,就发生在刘邦称帝的第三年,地点在今大同附近……

汉朝与匈奴的这次大战,史称“白登之围”,刚刚平定了群雄的刘邦将遭遇到他戎马生涯的最后一次失败。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失败,会使汉朝政府的国策发生重大的转变,并成为后世许多个王朝的样本。

追述这次战争,我们必须先回到汉朝立国之初。

韩王信叛汉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大封诸侯,其中异姓诸侯王有七位,韩王信(为避免与同名的名将韩信相混,史书多称其为韩王信)被封到今天河南禹州市一带,地处中原腹地,“天下劲兵处”,而韩王信又以“材武”著称,这让刚稳定了局势的刘邦很不放心,所以,第二年,就将他转封到今天太原一带,都城就在晋阳(今太原南)。刘邦认为,这样做,一可以让韩王信远离中原腹地,即使他叛乱,危害也不致太大;二可以利用韩王信的武略,抵御北方胡人的侵袭。

应该说,刘邦的策略收到了一定程度的效果,韩王信看上去也准备替刘邦认认真真守边。不久,他还上奏,说晋阳离边疆太远,不利于守御,请求将王都迁到更北方的马邑(今朔州)。刘邦准许了。

韩王信想不到的是,当时的匈奴以汉朝举国之力也未必能战而胜之,何况一个诸侯国。当时,匈奴单于冒顿不仅使北方的其他少数民族臣服其下,而且趁中原战乱之时而将秦朝蒙恬所夺之地尽行收复,拥有了南至河套一带,北至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域。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后世的史学家更认为,在冒顿时期,匈奴在政体上也有了显著的变化。马寿山说,在冒顿单于以前,匈奴“从氏族群体经过氏族部落,发展到部落联盟”,而到冒顿时,匈奴已经成为“奴隶制的部落国家”。这表明,匈奴在军事上将不仅仅只是小规模侵扰、偷袭,也有了大规模组织动员进行会战的能力。司马迁说,当时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韩王信与匈奴交战,败多胜少,到这年秋天,王都马邑也被围困,只得多次派使者与匈奴求和。对异姓诸侯王本就猜疑的刘邦得知后,认为韩王信有“二心”,随即“使人责让信”。

韩王信非常惊恐,因为在他之前,燕王臧荼被杀,楚王韩信被夺去王爵,他担心刘邦下一个收拾的就是自己了,索性就投降了匈奴,并与匈奴联兵掉头一击去攻打太原。五年之后,韩王信被汉将柴武杀于参合。

汉高祖亲征

公元前200年,56岁的刘邦御驾亲征去平叛,随行的主要谋士是陈平、娄敬,将领有樊哙、夏侯婴、周勃等。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猜测他的心情,也许是一种“威加海内”的豪迈,也许是一种无人可用的无奈(他嫡系中能够独挡一面的将领实在没有),但无论如何,我想,刘邦不会认为此行有多么困难,以他刚刚平定群雄包括计擒当时最能打仗的韩信的志得意满,他不会觉得这一仗比平定燕王臧荼叛乱更困难。

如后世许多战例一样,一次大的失败前,总是有着不断的小胜利让你产生错觉,以为大胜就在眼前,而失败是件非常遥远的事情。刘邦此次出征也是这样,大军从长安出发,不久在铜革是(今沁县南)大败韩王信主力,斩杀了其大将王喜,韩王信远逃到匈奴,他的部将王黄等收罗散兵败将与匈奴兵联合,准备会战。冒顿单于派左右贤王带领一万多骑兵与王黄部在广武(今代县西南古城)会合,并逼近晋阳与汉兵交战,被汉军击败,逃至离石(今离石),又被击败。匈奴且败且走,收拢败军在楼烦(今宁武),而汉兵又鼓余威败之。

当时,刘邦正驻扎在晋阳,汉军连连得胜,他不免对匈奴起了轻视之心,又听说冒顿单于正驻扎在代谷(今桑干河谷),就要亲自带人去追击,想就算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消弭边患,至少也可以像秦将蒙恬击败匈奴一样,使胡人“不敢南下牧马”。

为了万无一失,刘邦派了十数人前去打探,使者回来报告说,一路上见到的匈奴人,都是老弱病残,连马牛等畜生,也羸弱得像好多天没吃过草或者刚刚经历了一场瘟疫。虽然这样,刘邦还是不敢轻进冒攻,又派了娄敬去打探。娄敬回来说看到的情况与前面一样,但其中恐怕有诈,因为两国交战,都要把最强的一面展示给敌人看,以使敌人有畏惧之心,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匈奴的情况,好像不堪一击,这很有可能是敌人意欲诱敌深入,然后埋伏奇兵、以逸待劳,打我们个措手不及,这仗打不得。

然而,汉军大部人马已经开拔,越过了句注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况且骄傲的刘邦已经听不进去这番话,骂娄敬不过是个以口舌之利得官的“齐虏”,在大军即将战斗时说这样灭自家威风,长别人志气的话,分明是要扰乱军心。他立即将娄敬捆了押到广武———等打败了匈奴回来再收拾你,看是你的嘴厉害,还是我的兵厉害。

刘邦一路追击,匈奴不断撤退。为了加快追击速度,刘邦亲自率领的两三万骑兵突进,而约三十万的大部队步兵,渐渐被甩在身后。一路上倒也顺利,但等过了平城(今大同),抢占了高地白登山后,却发现匈奴的精骑四十万已经将白登山团团包围,让他大惊失色,想赶紧退却,却为时以晚。时值冬季,天降大雪,久在中原作战的刘邦部队根本没有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作战的经验,加之军需补给供应不上,非战斗减员也十分严重,军卒“堕指者十之二三”。无奈之下,刘邦只得在白登山上,据险而守,等待援兵。

陈平献计解困

遥想当年刘邦在白登山上,天寒地冻,四下里都是匈奴人的骑兵,真是插翅难飞,内心充满了绝望,不知道谁才能帮自己脱离险境———如我们所知,这个人就是陈平。

陈平是秦汉之际最著名的谋略家之一,《史记》中司马迁评论说陈平“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这一次,他将如何为刘邦解困呢?

史书中都说,陈平送了很多厚礼给单于皇后(匈奴人称“阏氏”),阏氏就劝单于说:“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意思很简单:大家都是老大,要互相给面子。就算你拿到了汉朝的地盘,恐怕也没法处理。更何况听说刘邦很有神异的色彩,动不动他,您再琢磨一下。单于一听很有道理,就“解围之一角”,把刘邦放了。

光凭点“礼物”就能说动单于的皇后,这令人难以置信。但陈平一向就是这样神秘,不肯让人知道他出了什么计策,《史记》中说:“其计密,世莫得闻。”但从东汉以来就有人猜测,陈平出的其实是历史上屡试不爽的美人计。

顺治年间的《云中郡》记载:“娘子城,去白登村二十里,俗传曲逆(陈平封曲逆侯,此是代称)以美妇艳冒顿、激阏氏,过而借宿焉,故名。”直到今天的《阳高县志》,仍然有线索可寻:“娘子城,传说在今下娘城,被选中一位娘娘,官府为在其故乡建城堡,在堡上用青砖刻下‘娘子城堡’四字。”这两则地方志中的资料,虽然一说是“借宿”,一说是“故乡”,但其中的“艳”、“激”、“选”等字,依然为我们提供了遐想的空间———陈平在白登山附近选了一个民间女子,要献给单于,同时和阏氏说,我们这里的美女很多,你要是不为刘邦说句话,我们就把更多的美女送给他———看看你的地位还稳不稳。所以实质上说,这个美女其实是献给阏氏的,用的也不算美人计,而是激将加威胁。

如是,阏氏就肯出面为刘邦说话了。不过,刘邦最终脱险,其实也不全是美女的功劳。我们还可以再分析一下阏氏的话,先略过“两主不相困”的场面话和“汉王亦有神”的鬼话,“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说,即使攻下了白登山,汉朝的实力并未受多大损失(山上兵力只有两三万人),刘邦就算被生擒、被杀,汉朝还可以再搞出一个皇帝来。更何况,当时匈奴并未具备大规模入侵的能力,很可能要被打回来,还不如以刘邦为人质,弄点实惠———后世有相同例子,明代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虏,但明朝马上推选其弟为新皇帝,瓦剌当时并没有获得多少好处。而且,刘邦的大将樊哙正带着30多万人赶来救援,这样两方近百万人的会战,胜败难料,即使胜利,其损失单于也难以承受。

娄敬计议和亲

不管是陈平还是阏氏还是樊哙的功劳,总之,刘邦可以跑了。我们都知道,刘邦在当时算是善于逃跑的,逃跑的最大特色是不顾一切———荥阳之围,让女人当诱饵,算是不要面子;彭城之败,将儿女扔下车,更连里子都顾不上了。这次听说可以走了,马上就要下命令说大家快跑快跑,一刻也不要耽误。如果真是这样,兵荒马乱,兵败如山倒,又会让匈奴有可乘之机,幸亏跟前有明白人,太仆(管车的官,相当于侍从总长)夏侯婴坚持要慢慢地撤,并且把弓弩拉满戒备,这才没有出什么大乱子。一直撤到今天原平和忻州的交界处,刘邦才算松了口气,面上露出欣喜之色。

刘邦跑回来后,当然首先是放了娄敬,说悔不该当初不听你的话,才落得如此下场。我先封你为建信侯作为补偿,再杀了那些说能打的人向你赔罪吧———这是帝王的混账逻辑,反正打了败仗都是别人的错。

刘邦虽然回来了,但匈奴边患仍在,汉匈敌对情势依然没变,交战互有胜负。战争拖缓了国家社会生产的发展。刘邦就和娄敬说,老打也不是个办法,你说该怎么办啊。娄敬说,我们国内刚安定下来,久战厌兵。而那些匈奴人又认准了拳头大就有理,和他们说仁义和平也是白搭。但有个办法也许可行,不知道皇上肯不肯?刘邦说那当然,快说。娄敬就说,我们把您女儿嫁给单于吧。这样,您就是单于的老丈人,说不定以后小单于还是您外孙子。天下哪有女婿打老丈人、外孙打姥爷的道理!而且,匈奴人想要的,只不过是我们多余而他们罕见的东西,不是非打仗不行。刘邦可不会把儿女看得比江山还重要,说这办法好啊。吕后不干了,说刘三儿你敢!我可就一子一女!哭闹一番,刘邦只好算了,把宗室的女儿加上丰厚的嫁妆嫁给了冒顿单于。冒顿单于也不是天生好战,就答应了。如此,往后汉匈小打小闹虽然有,但大摩擦却很少了。和亲政策数千年以来,一直被人诟病斥责,丧失了国格,但我们现代当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问题:汉匈之间关系,总以利益和实力为根本,女人所能起到的作用并非如历代文人渲染得那样重要。汉朝和亲政策得以推行,其实是汉匈共同理性和必然的选择。于汉朝来说,天下纷争数年,民生疲敝,与匈奴休战联姻,可以休养生息;于匈奴来说,他们南侵楚汉之争后统一的汉朝,其实也相当困难,而他们所缺少的,也并非领土,而是他们赖之以生活生产的粮食、工具等,既以联姻,则不需征战就可获得,又何乐不为?联姻只是表面或者象征,实质上是民族关系的缓和甚至融合。

这也正是白登之战的意义和影响,它事实上奠定了汉匈和平的基础,为汉初的文景之治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同时,汉匈的联系与沟通更加紧密,促进了双方的发展。这样看来,白登山上的那块碑,就不仅是纪念那次战争,更是两个民族融合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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