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之窗

三晋史话:“史家三裴”

07月16日 08:49  山西之窗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古代科学技术高速疾进的罕见局面”。山西的几位学者,对这个时期的学术贡献不菲。

裴秀(223—271),西晋河东闻喜(今闻喜县)人。李约瑟称其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裴秀在阅读《禹贡》时发现,其中的山川地名沿用久远,与现实情况差距比较大,于是甄别资料,对其进行注解,写成了《禹贡地域图》18篇。《禹贡地域图》的编写标志着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以文字形式记载的地图集的诞生,为当时的政治管理与军事活动提供了宝贵的科学依据。可惜的是,该著作在隋代时就已残缺不全。然而可喜的是,《晋书•裴秀传》保存了裴秀为《禹贡地域图》所作的序,为后世了解裴秀的地理学思想和地理学贡献提供了线索。裴秀在序文中提到了制作地图要遵循的六项原则(也称为“制图六法”),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与迂直,也就是比例尺、方位、路程距离、地势起伏、倾斜角度、道路与河流的曲直。他提出的“分率”就是要求绘制地图时要设置经纬线,而“准望”则规定绘制地图时须以北方为上,这些成为后来世界各地绘制地图的基本法则。在中国地图学及天文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隋朝的裴矩(约547—627),河东闻喜人,在地理学尤其是西域地理学上的贡献也独树一帜。裴矩曾先后在北齐、北周、隋、唐等朝为官,著有《西域图记》。隋代时,他在张掖掌管与西域的互市,这为他收集、了解西域地区的地理、风土、政治、宗教、物产、交通等资料提供了便利。《西域图记》详细地记录了从敦煌出发通往地中海、中亚及南亚的道路,是最早记录中国及亚洲连通欧洲的交通情况的文献,也是关于边疆历史地理研究的最早成果。

裴松之(372—451),南朝宋河东闻喜人,东晋时期杰出的史学家。他为陈寿《三国志》所作的《三国志注》,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也成为陈寿《三国志》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裴松之作注时,引用魏晋时期的著作多达200多种,保存了这一时期许多珍贵的史料。另外,他还开创了史注的新方法。裴松之之前,史家作注时多采取解释音义、名物、地理、典物等方法,而裴松之的注文,不仅包括上述内容,而且把注的重点放在补阙、备异、惩妄、论辩等方面,为注书开创了一种更加完备的体例。裴松之对中国史学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开创了史注新法;第二是开创了史料比较法,并发展了史料考证学;第三是裴松之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第一个有成就的史学家。①裴松之除了《三国志注》之外,还有《文论》《晋纪》《集注丧服经传》等著作。

裴骃,裴松之的儿子。他为《史记》作的《史记集解》补充了大量的历史、地理、典章制度等史料。另外,他为《史记》作解时,除了进行传统的训诂注音,还继承发展了其父裴松之补充史料的特点,形成《史记》注释的新传统。之后,裴骃的《史记集解》成为与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并列的“史记三家注”。这里,裴骃对《史记》作注的开启之功是不可忽视的。

裴子野(466—528),裴松之曾孙,裴骃之孙,在史学上也有突出表现。他继承祖辈的传统,要完成一部“宋书”。但当时沈约所著的《宋书》已流行于世,裴子野于是就把已经完成的《宋书》删编成一部20卷的《宋略》。

这一时期的史学成就还有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那就是除“史家三裴”之外的郭璞。郭璞(276—324),河东闻喜人,东晋时期的著名学者。他既是文学家和训诂学家,又是道学术数大师和游仙诗的祖师。而他在史学上也有非常大的成就,这集中表现在他对《山海经》的注释上。郭璞的《山海经注》不仅将文本内容做了训诂方面的注释,还将自己对《山海经》的理解融汇于其注文中,影响深远。郭璞除了《山海经注》之外,也对《尔雅》《方言》《穆天子传》作了注释。这四部注书现今见到的最早注本均为郭璞所注。

地理上的学术成就除了郭璞的《山海经注》和裴秀的“制图六法”,还有郦道元的《水经注》。由于郦道元是北朝人,对北方水系的记录非常详细。以山西地区为例,他亲自勘察,几乎记录了山西境内所有水系及其沿途的情况。这为研究北朝时期山西地区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风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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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翼骧:《裴松之与范晔》,载于《光明日报》1962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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