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之窗

三晋史话:三晋变法

09月27日 08:58  山西之窗

战国时期,群雄逐鹿,相互攻伐,兼并愈演愈烈。为了富国强兵,在乱世中立于不败之地,各国纷纷兴起变法运动。而三晋地区的变法极为重要,特别是将“法”的思想贯穿到了整个变革当中。

赵卿墓出土春秋盖鼎

关于三晋的立法,可追溯到西周初年“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叔虞之法。此后又出现了士蔿之法、被庐之法、夷蒐之法等。公元前513年,赵鞅、荀寅在修筑城池的时候,将范宣子所作的刑书铸在了铜鼎之上,并将其公布于众。由此可见,三晋立法传统久远,也为三家分晋后各国的立法和变法奠定了基础。

李悝塑像

三晋法家,是战国时期一个集农家、兵家、纵横家于一身的思想流派。它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以通过一定的规范和秩序经世致用为思想核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家代表了当时希望通过各种手段达到富国强兵的政治家们的思想,实用性是其最大的特点。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任用法家李悝为相,在魏国进行变法。李悝是战国初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其变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尽地力之教”、平籴法及《法经》等。“尽地力之教”是李悝为魏文侯制定的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和规定。他要求农民在播种的时候必须同时杂种五谷,强调要督促农民及时耕耘、除草、收获。同时,还主张在住宅周围广种桑麻,增加农副产品收入。主张实行不违农时、与民休息的政策,保护农业生产。平籴法则是国家宏观调控粮价的办法。主要是收成好时,国家大量买进粮食作为储备,遭受灾害农业歉收时,国家以平价卖出粮食,防止奸商哄抬物价,从而稳定社会。李悝颁布的《法经》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六篇,从法律上把农民牢固束缚在某一块土地上,不准随意迁徙,更不允许逃亡。这在政治上打破了世卿世禄的旧体制,又用法律保护了地主阶级的新体制。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法家吴起和西门豹还分别在军事和移风易俗方面进行了比较成功的改革。

与魏文侯同时的赵烈侯也在赵国任用法家公仲连为相,推行类似魏国的一系列变法活动。公仲连推行奖励农耕、重赏军功、把爵位与军功相联系的改革措施,并且推荐名士———儒家牛富、法家荀欣和徐越给赵烈侯,赵国走上了以儒法结合来治理国家的道路。百年之后,赵武灵王又一次进行了改革,在军事方面实行胡服骑射,组建更加强大的骑兵,实现了赵国国威的重振。

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在韩国实行变法。首先是削弱强族,收回其特权,摧毁其城堡,清理其府库,由此国库充盈。其次是整顿吏治,对官吏加强考核和监督,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随后,又整肃军队,将贵族私家亲兵收编为国家军队,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使韩军的战斗力大为提高。申不害相韩十五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以“术”治吏,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贵族特权受到限制,国内政局稳定,百姓生活渐趋富裕。

三晋的变法使各国国力增强。但因变革的深度与广度不同,其成效也大不相同。魏国的变法最为彻底,深入到社会经济基础,成效最为显著。战国初期,魏国率先独霸中原。文侯、武侯甚至惠王时期,魏国一直称雄于天下。韩、赵两国的改革仅限于浅表局部层面,特别是在改变社会经济结构和提高生产力水平方面稍逊一筹,其国力就不可能得到特别显著的加强。“三晋变法”作为战国时期的光辉篇章,不仅引领了时代的进步,而且在各国的改革过程中展现了积极的价值内涵,成为中华民族不断进步的重要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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